人生而自由，人就是自由，每个人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其他的立法者。上帝既然已死，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为个体生命提供尺度和参照，因此，每个人都处于孤独之中，一切都需凭自己决断。人类无法跟最高的真实对话，也不能再在上帝或者谁那里找到庇身之所。空无的万神殿并未让人类有成为主宰的胜利之感，反而让他觉得生命无所依托，孤立奋战又终归虚无。这是个体生命的悲歌，孤独是人类的原罪，每个人都被生命之流裹挟，顺从生命的摆布而孤独无援。

自我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从本质上定义为冲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力图按照某个形象创造自我，这样，他人就外在于这种创造，他们是我们创造自我的工具，或者尚待加工的材料，或者是创造自我的讨厌的障碍。他人提出种种要求，设定期望，来限制我们的能力，规制我们的行为，于是也就干涉了我们创造自我的自由。我们藉由他人的存在更加意识到个体孤独无依，体会到个体生命与他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孤独的源泉。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很多的哲学家，都认为沟通当然的可以消解孤独感，这种说法在维特根斯坦和庄子那里则受到限制。维特根斯坦拒绝承认语言可以描述所有的东西，事实问题可以言说，然而“什么爱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却都是“神秘之域”，是“不可说”的。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禅宗佛教说“不可思议”，都是拒绝语言可以承载一切的先见之误，也就是说，语言不能完全的表述所想。所以，他们甚至拒绝承认沟通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涉及思想、观念时。沟通的效用还依赖沟通双方对语言精确的共同理解，但既然语言是受到限制的，更何况我们组织语言的能力有限，沟通的绝对效用也就无从谈起。

现代社会工业和科技正加剧个体之间的疏离，消费主义让我们成为商标的附庸，好像每个人都是由他消费的品牌定义的，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有了定义一个人的能力。除了我们自身，就只能和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自我是个人安全感的基础，而科层制和流水线，把我们变成庞大生产机器上的螺丝钉，让我们丧失了自我，我们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因此自我在根本上受到削弱，人觉得无能为力和极度不安全，从而在失去自我的过程中体验着孤独。甚至，我们与内在的自我也失去了接触，反思自我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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