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在跟两淮的盐竞争时竞争力不大，这是为什么？”

“产盐量上去了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万瞻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1700-19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900余万。四川的盐税约莫跟粤盐盐税差不多，一年都在400万到540万之间，但是咱们湖北自去年十一月截止到现在只有178.24万元，这里面固然有军政府的减税因素在里面，更多的原因却是咱们的盐只能在省内低价卖，卖不到省外去！”

李汉眉头一皱，现在川鄂两省的年产盐量加在一起约莫49万吨，已经超过了两淮拥有了国内第一的产盐能力了，但是加在一起乘以三才勉强等同于两淮每年贡献的盐税，这里面似乎有些解释不通的地方了！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最终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四川因为川盐济楚之后便遭到了淮盐背后利益集团的打压，导致川盐只能在附近贫困省份买卖，盐税平均1.2两上下，湖北之前因为不是产盐省份更是只有0.27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但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盐商联手打压川鄂之盐。

郑万瞻叹息一口，“川鄂盐务乃开百年旧制之先河，传出经略使欲革新盐务的说法后，各方势力争相联手打压我川鄂之盐务，四川我且不提，但只说湖北盐务吧。经略使可能不知道，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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