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影响了正常流通，成为一个那历代难治的积弊。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人的原因之一，因为农民的人身关系直接与土地绑在一起，农税只要有土地和产出在那里，你就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相对统治起来，管理和榨取的成本比较低，也比较容易。

但是对商人的身家和财产就不好界定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按照管定九等户中高标准，收他们的人头税，如果商人不满意治下，就会移走财产大举出逃，造成地方的萧条和紧缺，再加上作为历代的官府，并不希望自己的治下，有太多这样的不确定因素。

于是一边有组织的抑并打压限制这个阶层，一边有意思的宣扬商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之类的负面化，也就不希奇了。要知道，官士农工商的五民阶级中，官是特权阶层，士包括文人和军人是国家暴力机构和文化阶层的重要组成，哪怕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定居城乡中工匠，都比商人地位高，也更好管理和剥削。

而另一方面，商人最大追逐利益化的本能，也很容易让他们成为社会舆论和道德层面谴责的焦点和对象，因此这个时代的商人是一个发杂的矛盾体，因为用商业聚拢财富的捷径，让他们比别人获取更好的享受，但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低下的传统，又使他们有了相当身家后，随时想摆脱这个身份，购买土地转换成农民阶层高级模式——大地主，或者直接捐官进入统治阶层。

河北现在虽然残破不堪，特别是洛阳，在前年被河北联军军士大肆焚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

但是另一方面的商业活动，在百废待兴的重建中，却是另一种畸形的繁忙，江南的稻米、布帛、河南的谷物、木材、铁器，随着蓬勃发展的节点式海运，大量涌进河北。在这种情况下，洛阳方面想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做更多的事情，少不得和他们这个群体打交道的。

没有平白无故的付出。

只是洛阳方面用了比较温和的方法，由东都留守出面，召集最有实力商人的代表，公议一个相对合理的报税的比例，以废止各地关卡层出不穷并且标准不一的抽税为条件，约定今后将以货物的价值，直接向洛阳交税一次就足以畅通无阻。

并且在洛阳大市门口鼓楼下，勒石为碑，算是破天荒的对商品流通过程中增殖和附加衍伸的税目，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

当然实行起来还有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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