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形式上，马伦感到了一种放松的情绪在心头弥漫。让自己的后背靠在椅子背上，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然后开始了。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段时间。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呈现指数式的爆炸增长，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情况在极大的程度上催化了，或者说，改变了人类文化进程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各地区的大众文化产业进行系统性研究与阐述无疑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欧洲与美洲方面的文化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菲戈尔·书罗夫先生的著作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之一。但遗憾的是，关于东亚方面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看上去让人感到迷惑不解，但实际上原因一直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只不过很多人视而不见罢了：在这段大众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里，那些如今‘声名显赫’的学者们的‘伟大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祖国’作出的贡献简直少之又少，而相反，他们那小小的，据某位先生所言，‘已经被共和国完全踩在脚下’的邻居却做出了在历史上完全无法磨灭的贡献。这是那些爱国者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研究领域里面就出现了这么一段奇妙的空白。这显然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便试图对于这段空白进行一次小小的弥补，意图在于能够让读者对于那段时间东亚方面的大众文化发展有一个浅显而整体的认识。

在下面的小节里面，我们将会首先分析文化品牌在东亚与欧美的表现特点差异，随后通过列举具体事例，让读者能够准确把握住这些特点和发展形势，从而完成文章的根本目的。”

如果这篇论文是马伦的学生上交给他进行批阅的话，前者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批上一个“f”。无论如何，这种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感情色彩的开头不应该适用于一项严肃而认真的文化史研究。但说句实话，出于个人感情而言，这个开头在最一开始就博得了马伦相当大的好感。怀揣着满满的兴趣，他继续读了下去：

“这里，有鉴于文化品牌发展的地域性特点，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将那段时间的作品大致分类成两种，‘西方的’与‘东方的’，更为具体一点，就是‘欧美风格’和‘日系风格’（实际上在那段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众多历史资料中，这两种划分多次被提到，而我们所熟悉的西方东方这种笼统的称呼是在五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完全取代了后者）。如果要进行相关总结，所谓‘欧美风格’的作品往往呈现出极强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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