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上海就是电视塔，电视塔就是上海。

而且，那是一个时尚得不行的地方，只有雪英、雪莲、雪萍这种时尚大咖才配得上去那地儿。

再后来了解到，她们只是在电子厂焊接电线，每天晚上住几百号人的集体宿舍。她们的时尚，也只是下班后在弄堂深处的街边店吃一个生煎包配一碗阳春面。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电视上一播放到中国如何牛逼如何现代化云云，镜头必定是扫过陆家嘴那片高楼大厦。

中国人对时尚、前卫、繁华的所有遐想，都固定在了陆家嘴那一扫而过的镜头。

真正的上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总而言之，一个电视塔，只是那个时代对于信息闭塞的讽刺和缩影。

弄堂里，正演绎着如下图景：说着吴侬软语的大妈一边打着蒲扇催房租一边盼着拆迁队进来，与所有的中国特大城市一样，在这廉租屋里，蜗居着希望、理想、忧伤、愤怒和精.液。

北京和上海，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

它们包容着生命的同时，又默默地旁观这些生命上演的尴尬。悲喜离合、功成名就，一直都在这里密集出现，消亡，又出现，又消亡。

这两个地方的土壤丰富，生命力实在太旺盛，旺盛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五彩斑斓的世界，每个人的时间都精打细算，无暇顾及“沉舟”和“病树”。

在车上，要不是温润的空气和视野尽头越来越近的东方明珠提醒我，我还以为自己尚身在北京。

小韩是上海本地人，给我讲着上海这几年的发展太快，有点刹不住，抱怨说人太多了，表示自己倒不是嫌弃外地人，主要是没有必要把上海的资源搞得这么集中。

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心里正揣度主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小韩将我送到下榻的酒店后，叮嘱我先洗洗，自己在楼下等。

我简单洗漱了一番，换了套正式的西服，穿上了锃亮的皮鞋。

平时穿便装，一时感觉不习惯，像被五花大绑捆着一样难受。这是规则和礼仪，有时得去适应。

校服和西服是我最厌恶的衣着。

高中时期，于越经常因为不穿校服而被记过。

他长篇大论，告诉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即暴力的垄断者，所谓学校，即国家的版本。校服是对自由的最大讽刺，穿着校服参与的集体活动，更是对自由的残酷摧残。校服之于“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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