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践经验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一个人的性格绝对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或者说是一个合格的统帅的。

这么绕，其实说穿了很简单，那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毛文龙和天启现在相当后悔，后悔的一个想要跳午门，一个想要抽刀抹脖子。两个人都在不断的咒骂自己党争误国。其实也可以说叫做作茧自缚。

党争误国那是大道理，但党争先害了自己，这是现实眼前的事情，就比如这次。

天启安排张之及做随扈的主帅，一方面是便于指挥张维贤的三千亲兵，但其实在本质里，他先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让自己的弟弟拉拢孤臣党为自己所用，这就陷入了党争的习惯思维里了。

而毛文龙看到这样的安排，习惯性的也按照党争的思维定式，同意了这个安排，结果他和天启都忽略了，其实都是刻意的忽略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那就是张之及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虽然谈论兵法夸夸其谈，但那就是家传上的知识，就是赵括。唯一比赵括强的地方，就是张之及经常带着几十个恶奴，和其他勋贵子弟的恶奴，打打城乡结合部的那种烂架，这算是唯一将战阵运用到了实际的地方。

而他的性格却是彻底的要了整个行动的命的地方。

张之及的性格是个四海的人，对谁都是称兄道弟，天下为义气为先，根本就没有一军主帅的严肃气质。而且为人大大咧咧，也就是性格是粗线条的，粗到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地步，让这样的人做一个需要严明的纪律，需要谨小慎微，需要指挥调度的军队的一军统帅，那就是去实践各种失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目的。

虽然还是弥补漏洞，将沉稳的杨嗣昌做了张之及的辅助，这让毛文龙很是放心了。他看重的是杨嗣昌是明末最著名的军事家，但要了老命的是，毛文龙忘记了，杨嗣昌是崇祯七年之后的军事家，现在还有十年呢，现在杨嗣昌不要说军事家，连个军士都不是。他现在是户部的一个郎中，对钱粮那是相当熟悉，做好了一个大军后勤总管，却对张之及的军事简直就是不管不问。这也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的，杨嗣昌是一个谨守本份的人，在他认为，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随便插手别人的事情，那是僭越，那是对同僚的侵害，那是官场最忌讳的事情。

结果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是军盲二百五。一个是敢派，一个是敢去。结果事情就这样大条了。

张之及在皇帝站在午门上送行，父亲和百官一直送出京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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