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说，《左传》近代以前最著名的研究学者就是东汉的贾逵、服虔，西晋的杜预，清朝的洪吉亮，其中杜预所注流传最广，这年月谁都没见过，只有是勋读过啊，更何况还有杨伯峻先生博采众长的鸿篇巨制《春秋左传注》呢，是勋也读过啊。谁敢保证是勋把这些未来的成果抄袭过来，就不能跟服虔斗上一斗呢？

而且是勋从跟赵岐的对谈中，他又突然冒出来一个全新的想法，要利用注经来引导社会思想和舆论。自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就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阶层，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世家之形成，进而崛起，进而腐朽，都与经学存在着蛛网般撕扯不清的关系。这其间走岔了任何一步，可能后世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就都不是是勋所熟悉的模样了。

打个比方说，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把古代儒学和神仙方术扯上了关系，从而逐步形成了谶纬之学，两汉交替之际，那些神神鬼鬼的玩意儿就差点儿把儒学真的变成了儒教。要不是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全面压倒今文经学，说不定后来的中国就也变成了一个宗教国家。

所以是勋觉得自己有可能，似乎也有责任利用经注，在儒家学说中掺杂一些后世的私货进去，从而影响也好，推动也好，扭曲也好，这整个社会的发展。至于自己的努力会不会见到成效，会产生何种效果，他一时还琢磨不清楚……不过反正也闲得没事儿，与其跟王粲谈诗，还不如老子注注经来玩儿呢。

《今文尚书》……这玩意儿太深奥了，暂且不碰为好。《诗经》可以啊，老子对《诗》可熟啊。当下抽出《诗经》的第一卷来在面前展开，然后随便从底下抽了一卷递给王粲。

《诗经》开篇第一首——《周南?关雎》。这个不太好搞，在是勋看来，那就纯粹一是首情歌嘛，可是这时代的学者大多注之为言“夫妇之正伦”也。是勋要是把时论一概推翻，大概没谁能够接受，自己就会被打成异端……罢了，罢了，老子也从夫妇之伦下笔吧，再添点儿后世认为此为“催妆诗”的说法……

他就这么一篇一篇地注下去，基本上还是按照这时代的主流说法，但在犄角旮旯里加点儿私货进去，包括民本思想、平等思想、自由思想之类的。比方说，对于君臣关系，他就隐晦地把君主的个体和其职能相剥离开来，君之为君，是因为他履行了为君的职责；而要是君不肯履行为君的职责呢？正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推导到父子关系、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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