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领域的一系列研究，直到今天，也无法完全依赖计算机、人工智能。

即便在项目研究初期，譬如，一种新药的研发，在核战前的时代就广泛依赖计算机进行化合物构型的初筛，减轻测试流程的负担，加快进度，真到了化合物的进一步筛选环节，乃至临床测试，终究也不能靠计算，而要靠实验。

更不用说，一旦研究涉及人类自身，不论药物、疗法还是基因编辑，最终都绕不开“实体测试”这一环节，否则便无法验证其有效性与安全性。

这方面的研究，在全面核战前的联邦，有一整套庞大而细致的流程来运作。

从生化实验室的细菌、小白鼠，到新药临床测试的（有偿）志愿者，再到被欺骗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人形小白鼠，总归是可以应付得了。

这一套体制，在西历1491年的大区内，似乎也可以原样照搬。

生命科学研究所需的材料，有一些很难获得，当然其应用价值未必会有多大，无关紧要。

譬如早年间在被人类文明所剿灭的“天花”，理论上讲，其病原体样本只在联邦与沙罗的级生化实验室中保存，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后，不说等没有机会染指这些样本的大区，即便联邦-17生化实验室的所在地，大区，也未必切实的掌控了这一资源。

事实上，据搜集到的讯息，也有一种传言：

-17机构的工作者，在获知全面核战的消息后，就擅自销毁了其保存的天花、炭疽、马尔堡出血热等若干病毒样本，以免其落入恐-怖分子或野心家之手。

这一传言，真实性尚有待辨别，方然的想法，却大抵着眼于当事者的精神境界。

天下大乱时，为避免病毒被人利用、祸乱一方，而选择将其销毁，这当然是一种着眼于全局，着眼于整个文明世界的高尚之举。

不过从另一方面考虑，病毒的风险，方然却并不太在乎。

今时，不同往日，在西历1491年的北大陆、乃至全世界，人类社会的面貌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对病毒等生化武器的抵御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的北大陆，且看大区便知一二，大区管理员孑然一身、栖身于防卫严密的地下掩蔽所，民众则分别聚集在上千处彼此隔绝的定居点中，定居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交流，更遑论人员流动，这一情形极不利于病原体的扩散。

退一步讲，即便在冲突中，出于消耗敌对一方人口、打击其长远发展潜力的动机，向若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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